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”用鲁迅这句话评价江苏的李女士可谓再恰当不过了。据媒体报道，李女士和丈夫结婚两年，婚后多次发生言语冲突，并逐渐发展为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力。起初，李女士曾报警求助，警方也下发了家庭暴力告诫书。然而丈夫对她仍多次实施家庭暴力，并起诉离婚。

按理说，李女士在婚姻纠纷中是受害者，就算丈夫不提离婚，自己也应该根据情况主动提出离婚。因为丈夫在警方下发家庭暴力告诫书之后，仍然对她多次实施家庭暴力。这里要特别注意：其一、警方已经下发了告诫书，其二、多次实施家庭暴力。换句话说，丈夫不仅不知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

而且比这更离谱的是，丈夫主动提离婚，还闹到起诉的地步。可即便如此，李女士也坚决不离婚，她在庭审中给出的理由是，自己对丈夫感情深厚，仍希望维持婚姻关系。如此之下，当李女士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，法院好像也只能选择支持她的诉求，并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与此同时要求当地社区和派出所进行协助，当然也对李女士的丈夫进行了训诫和警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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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知道，以上的一系列的程序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身处程序中的李女士却让人极其不理解。虽然从媒体报道中，无法得知李女士和丈夫更为复杂的婚姻纠葛，但是透过媒体报道，比照常情常理，总觉得李女士面对婚姻纠葛的态度有些违背现实。

就比如有人提出，李女士的表现完全属于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范畴，因为明明丈夫对她很不友好，而且从起诉离婚的诉求来看，基本上可以说明丈夫不仅不爱她，而且对她作为妻子的角色也是否定的。基于这个视角，再加上李女士又是婚姻中的受害者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李女士确实可能心理有问题。

另外还有人认为，李女士之所以“坚决不离婚”，撇开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的问题，可能是经济上过于依赖丈夫。对于这个提法，因为媒体在报道中没有就双方的经济状况进行说明，所以无从判断，但是基于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中“自动保护机制”的心理推断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

因此在看待李女士所谓的“自己对丈夫感情深厚”，就算她不是故意“说谎”，也不能断然认为就是最真实的表达。这其实给整个社会提了个醒，在面对类似的婚姻纠葛时，不能仅靠法律去解决是非，毕竟法律是简单的、明晰的，而人性是复杂的、混沌的。

说实话，要是李女士基于双方的婚姻纠葛起诉离婚，十之八九应该就达成了。但是她的丈夫起诉离婚，竟被李女士一句“我还爱你”驳回，只能说法院在法理实践上偏重弱者意愿。对此可能有人会有微词，认为法院就该对“不幸福的婚姻”给予解散，只是谈到幸福不幸福，这本身又是个主观判断，法院要是真的绝对干涉了，真的好吗？

提调这个问题是想说，比起对“不幸福的婚姻”的干涉，更重要的是让婚姻中的受害者有勇气摆脱不健康的婚姻关系，这个既包括经济上的，也包括精神上的。更进一步讲，唯有受害者有得选，才可能在所谓的法律框架下跟加害者平起平坐，否则受害者留给公众的印象永远是“反常的”。

就拿李女士来讲，她明明是受害者，舆论层面也好，法理层面也罢，都肯定对她抱以同情。但是就她的做法来讲，却总是透着“怒其不争”的既视感。可这只是她自己的问题吗？显然是不能这样笼统去看待的。

我们都知道，国内的女性在面对离婚的问题上，或多或少存在道德耻感。并且这种道德耻感，不是简单的道德束缚，跟经济、家庭、孩子等等都有牵涉。也就是说，女性面对离婚时所牵绊的因素较为繁多，当然不是说面对离婚男性就轻松了，而是女性作为“第二性”的长久现实，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，无需特别回避。

因此对于李女士的问题，鲁迅的那句话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也只是一种观感，而回到更深远的婚姻现实，我们更需要基于怪诞、反常本身，去看到女性面对婚姻困境时的无奈。因为当类似的问题不是孤案时，意味着只批评李女士是远远不够的，而需要基于类似的问题对“李女士们”进行社会性救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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